2013年11月17日上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进行了议题为“乡村规划：特点与难点” 的自由论坛交流，在会上，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谈了乡村规划在社会动员当中的作用。

施卫良院长首先表示，乡村规划跟其他规划不同之处体现在上下结合，特别是跟农民的意愿和当地的情况结合。从协同规划角度来看，以往我们更多的强调规划有计划理性的工具到公共政策的工具的转变，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整个区域范围跟实践过程的全区域、全过程的规划会更好。从空间体系的构架上来看，乡村规划还有一个社会动员工具的职能。

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反思我们以前在做北京村庄规划当中出现的问题，更多只是把它放在技术工具和公共政策这个层面，但是它其实能够变成一个村庄的老百姓的共识，变成一种共同的意志。北京这几年村庄规划实践下来，奥运搞过一轮环境整治，奥运几年后又恢复到原来的情形甚至可能比原来还要差。包括有一些示范村，重点村，整个平均水平来看还处在一个很低的、很落后的水平。

以前的自然村庄，没有规划，也没有具体的技术标准去指导，但是更自然和谐的保留了很多历史文化传统，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村庄像北京的举人村，有很多历史文化的积淀。到今天为什么都丧失了呢？农村的空间化、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村文化形成了削弱。我们以往在对村庄规划的认识和建设实践当中存在着重物质、轻文化这种运动式推动，而忽视长效的机制，重视自上而下的建设，忽视村庄自身的内在生长动力。随着民主社会、居民自制，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促进城乡社区治理等，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制的良性互动，从整个社会大变革的趋势来讲，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以村庄的社区自治的形式来推动其发展。比如说台湾的社区的经验，台湾的学校教授带着学生到村庄里，帮着他们写村史，通过写村史激发村庄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从而带动他们进行社区营造的活动。后来在社区营造基础上又跟后现代的体验经历相结合，出现了民宿产业。台湾的乡村文化挖掘上体现的经济内涵要比我们更加深刻。

接下来，施卫良院长介绍说，国内现在有新乡村运动，一大批艺术家跟公共知识分子，以志愿者身份到乡村来，通过这种艺术的实践跟文化活动的结合来带动乡村建设。这些艺术家和教授学者，开展社会动员的实践活动，表明了规划本身是作为一种社会工作者的形象来出现的，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这种志愿者行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把规划的志愿者行为跟学者文化人的行为结合到一起，跟乡村的提升、当地村民对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跟自觉意识的觉醒结合到一起，跟社区自治结合到一起，发挥真正的对乡村建设实施的推动作用，也实现了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

最后，施卫良院长总结道，乡村规划的内涵还是改变人，是对人的素质、文化、意识起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乡村物质层面的环境的改变。我们在乡村规划当中应该更关注人文价值，关注居民自治意识。